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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逃遁的网中之鱼,重写女性现实

文章作者:关于文学 上传时间:2019-10-24

——评林白的《说吧,房间》陈晓明一如既往地写作、倾诉,顽强地表达内心生活,这就是林白。尽管人们一度对这个略显弱小的女性表示了质疑,但面对着她的写作,她那些独特的文字,人们还是难以偏离公正太远。继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之后,林白最近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花城》1997年第3期)。这部小说再一次呈现了女性现实,并且是如此彻底不留余地表达了女性对生活现实的激进的感受。在当今的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生活现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女性依然是按照两种传统类型来塑造的。她们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荡妇妖女。事实上,这是男性的白日梦和欲望化目光生产的对象。在时下关于城市生活现实的小说叙事中,男性的欲望化目光统治了小说的叙述视点,女性看上去像是这个妖娆绚丽的商业社会和权力事务封地四处开放的罂粟花,它们芳香四溢足以使任何阅读者进入白日梦的温柔之乡。在另一些关于女性自怨自艾的叙事中,女性的生活又限定在一些狭小心理空间,精致、尖利但虚无缥缈(就这点而言,林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不无牵连)。但这一次,《说吧,房间》相当全面地呈现了女性生存被挤压的现实,女性的境遇,她们无望的超越幻想,这些都被相当有力地以偏执的女性视点给予重新书写。这部小说的名字显得非常奇特:《说吧,房间》。“说吧”,谁说?是“房间”吗?“房间”能说吗?又是“谁”在怂恿“房间”诉说呢?“房间”既是拟人化的修辞,又是一种象征。很显然,“房间”看上去像是叙述人的自我比拟,而“说吧”,一种来自外部的怂恿、鼓励,使得“房间”的倾诉像是一次被迫的陈情,“说吧,房间”,你有那么多的压抑,那么多的不平和不幸。“说吧”,是一次吁请,一次暗示和抚慰。“房间”作为叙述主体,一种物质的生活象征,一种把精神性的主体转化为物质存在的尝试,使得这个叙述主体具有超乎寻常的存在的倔强性。房间又是女性的象征,一种关于女性子宫的隐喻——一种绝对的、女性本源的存在。因而,“房间”的倾诉,又是女性的绝对本我的自言自语。“房间”可能是林白最乐于选择的自我象喻,“房间”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物,它的本质在于与世隔绝,它的内在性就在于它的封闭性。房间本质上是孤独的、沉默的,特别是那些简陋的、狭小或贫困的房间,它们以孤零零的存在选择它们的本质。像林白所有的其他故事一样,这篇小说的故事也是围绕主人公被社会排斥、拒绝以及主人公退回个人的内心生活来展开的,而房间则是这种内心生活展开的理想空间。但林白的小说叙事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内心独白,她的显著特点在于,她总是能把内心生活与变动现实构成一种对话情境。林白在叙事上采用的策略就在于,她把自传式的叙述人与一个任意在外部世界漂流的女性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她的小说叙事在自我*9蛐她者之间,构成一种不断转换的双重结构。在讨论这篇小说的时候,无须去重述它的故事,故事也许非常单纯,一个弱小的女性被单位优化组合下来,四处谋职而心灰意冷。与之相对的故事是另一个关于女性不断到外部世界闯荡的故事。但她们共同的遭遇则是无力面对变动的现实社会,正像隔绝于世的房间,除了怂恿房间:“说吧”,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抚慰呢?林白的叙述人总是先验地被社会排斥,她们被社会伤害,担心再被伤害,而企图远离社会。她们也念念不忘社会加给她们的伤害,乐于去咀嚼、回味或者夸大这种伤害。这种伤害构成了她们逃避、不满和拒绝社会的借口,这使她们顾影自怜变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被解聘的林多米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受到排斥的林多米只有从社会中退却,回到她的“房间”——一个坐落在“赤尾村”的居所。这是林白自传体的叙述人最适合的生存境遇,她的叙述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内心生活的不断呈现。当然,我们说退回房间的叙述,不仅仅是小说叙事指涉的物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它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内心体验。退回“房间”的叙述人给我们呈现了封闭的女性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生存空间,狭小、混乱不堪,里面住着两个不走运的女人,一个失去了工作,另一个可能从来就没有正经的工作,经历过失恋之后再承受病痛的折磨。解聘、人流、离婚、上环,等等,与炒米粉、猪油和青蒜,以及杂乱的梳子、美容霜、胸罩和三角短裤等等,构成了房间内的基本内容。但事实上,关于房间内的叙事并不多,这里面很生动地写到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这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的视点,在遭受男性社会排斥之后,只有女性才能相依为命。但这也不是“房间”倾诉的主导内容。重要的是房间内有两位落魄的女人,现在,叙述人从自我的内心体验,观看到另一个女人,通过对她的观看,去观看女人在外部世界的命运。实际上,叙述人林多米与南红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她们不断地经历着分离、交叉、重叠与置换的变异。她们从内心体验,从现实与幻想的二极状态,来表现女性无望超越的现实境遇。被解聘的林多米回顾自己的生活历史,特别是回顾婚后的生活,平庸、嘈杂、机械而呆板,被一大堆粗陋单调的物质生活所填满。林多米有过短暂的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时光,那时林多米迷恋上写作,这使她逃避社会及其可怕的关系网络。在80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岁月,林多米却把那些美好的时光丢到废纸篓里,她热衷于写作。这是她逃避社会躲闪社会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写作是什么?就是纯粹的个人幻想,个人白日梦,当这种写作毫无希望被社会承认,或者毫无可能被社会理解时,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幻想。林多米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出对书写的迷恋,她的职业当然与之相关,但更重要的这是她的自我体验的根本方式,书写和阅读使她回到自我的精神领地。但林多米的生活迅速被异化。这个迷恋写作的人,自从建立家庭之后,她的生活就立即世俗化了。“家庭”,这个在传统小说中作为温馨的避风港湾的处所,在林白的叙事中主要是以牢笼的形式出现。而在《说吧,房间》里,对家的厌倦被更加充分地强调:“现在当我想到婚后几年的忙乱生活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高密度的无限重叠的图景,我看到无限多的锅碗瓢盆、案板水龙头、面条鸡蛋西红柿、衣服床单洗衣机以及更多的别的什么重叠在一起,它们毫无规则密不透风地堆积,就像一件刻意反艺术过于前卫的装置作品,又像一幅以这片堆积为素材的前卫油画,它的构图跟装置作品完全一样……”当然,这是一堆毫无审美价值的灰色图案,直到多年后,林多米回想起来还感到窒息。林多米的生存——按照林多米的自我感觉——就如同皮影一样平扁没有重量,没有真实的生命。在单位那个迷宫一般的建筑物里,林多米像一只忙碌的蚂蚁,又像一只虫子一样跳来跳去。林多米的婚姻生活同样平淡乏味,只有在周末的时候,闵文起神情暧昧地拿出一盒毛片,按照男性欲望进行的性爱活动无疑总是以失败告终。林多米经历着女人的生活的各个阶段,说不上特别不幸,它们虽然有些困苦艰难,但这里面并没有大灾大难,只是平淡无奇的现实,普通的中国女人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了无生气的现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也许人们还可自得其乐。然而,艺术正是在人们麻木不仁的地方,打开一扇窗户,告诉人们真相。不过林白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恰恰相反,她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存在主义者。萨特式的人选择自我的自由本质那种幻想在这里被击得粉碎。人是被任意选择的,特别是在一个男权强权的社会里,女性被注定了被选择。在另一方面,林白的叙事还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反动,存在没有敞开性,存在被塞满就是被塞满。海德格尔从凡·高画的农夫的破旧的鞋的洞口的开启中,看到存在的开启性,从那里洞悉到生存倔强的永恒。然而,在林白的叙事中,超越不过是彻底失败的华丽的替代品。就像南红对林多米的超越一样,超越性的南红终究走向穷途末路。而她的那些回到内心生活的书写,与其说是存在自身的敞开性,不如说是对紧闭的存在之门的无止境的叩问。与胆怯、封闭、现实甚至有些墨守成规的林多米截然不同,南红是个别出心裁的女子,沉迷于幻想,不切实际,追赶时髦,喜欢挑战。按照叙述人的理解:“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这些不谐调的因素像她的衣服一样古怪地纠缠在一起……”对于她来说,改变生活现存的形式就是超越的胜利。奇装异服,胡作非为的生日Party,惊呼,夸张的热情,露骨的个性表达,收集照片,写诗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韦南红的生存超越意向。她甚至在大学时代就想入非非要去南非。她在大学毕业后轻易就丢掉铁饭碗,只身闯荡南方沿海开放城市,进入推销伪劣假冒项链、宝石戒指的行业。这个年轻女人在南方突然发达的城市里充满了对超越现实的幻想,在数名男人之间周旋。总之这是一个寻求冒险与刺激的女人。南红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女人幻想的故事,也是关于幻想的女人的故事。结果如何呢?多年之后,她来到北京与林多米重逢,尽管她风格依然,但口头禅却是两句话:“真的是很坎坷”,“好沧桑呵”。在赤尾村那个杂乱的房间里,韦南红头上的虱子已经遮蔽了昔日额头上的光圈,只有弄巧成拙的秃头还可见当年奇装异服的风采。韦南红与林多米殊途同归,她们最后的遭际表明了女性无可超越的生存困境。在小说叙事上,可以看出林白力图在运用双重结构去表现两个女性不同的性格和选择,以及由此反射出的女性内在生活的复杂性。如果把自传体式的叙述人林多米理解为“实在的”的角色的话,那么,可以把南红理解为一个幻想的符号。当林多米从单位回到赤尾村,走进这个混乱不堪的房间时,她除了对自己现在的命运——现实的存在加以思索,她观看到另一个女人与她共命运,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侧。从总体而言,南红是林多米的反面。那个退回到内心生活深处的女性相对的在外面世界游荡的不安分的女性,二者的拼合,使得林白的小说叙事具有双重视点:回到内心与观看外部世界的双重线索。对林多米的叙述只有退回房间,退回内心,而对后者的叙述则构成外部世界光怪陆离的图景。因此,在内心*9蛐社会,排斥*9蛐退避,自我*9蛐他者,独白*9蛐叙述等等双重关联构成的叙事结构,使得林白的叙事具有一种持续的张力。就某些具体叙事环节而言,南红走向社会遭遇的各种经历与林多米不断地退回内心生活构成一种对比关系。南红可以理解为林多米的另一个自我,一个对现实的林多米超越的幻想的自我。通过南红的生活轨迹,小说叙事引入了现实,引入了女人进入外部社会现实的种种方式。两种类型的女人表现出女人生活根本不同的侧面,但是叙述上,幻想与现实不仅仅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呈两极形式分化,同时在叙述中互为支撑点相互置换。幻想式的南红走向现实社会,走向实际物质生活实践,推销伪劣产品,寻找成就感,追逐金钱,随时与男人寻欢作乐。而现实的林多米则不断在对自我的体验中走进幻想的天地。在南红热烈地投身社会的同时,林多米却在平静地写作。这使林白的叙述,从外部现实及时转到内心生活,这些自我孤寂生活的体验和表现,构成小说中纯净而有内在性的一面,而林白不时从这里阐发的一些形而上感觉,对那些外部社会现实生活实践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关于这种双重结构,内与外的置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小说叙述学的问题,篇幅所限这里难以展开详尽的讨论,简要地说,这种叙事方法构成了这部小说对女性内心生活领悟,同时也从这里可见林白极有个性的叙事特征。总而言之,不管是林多米被动地接受一切现实,还是竭尽全力寻求超越幻想的韦南红,她们的结果都不过证明女人超越现实的失败。女人承受着太多的社会压力,她们依靠个人的独立性难于在社会找到恰当的立足点,而社会对那些弱小的女性经常是漠然视之。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女性未必不能抓住机会获得成功,但更多的处于弱势的女性却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保障。林白《说吧,房间》触及到下岗妇女的问题,她显然没有从现实关切这一角度去表现这一中国90年代末面临的巨大的社会主题,而是在更为普遍的女性生存现实这一问题去表达她的批判态度。她的揭露是有力的,解聘、离异、单身以及经济的困窘和孤立无助,这些处于弱势的妇女的生存经验,在这里得到一次最为彻底的表现。新时期的中国小说表现妇女命运的可谓多矣,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表现女性的人性愿望为始,女性主题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有了非常强劲的变化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女性主题依然是依附于男性关切的视点。张辛欣和残雪率先表达了男女对立的主题。这使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可能形成。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主要是局限于女性内省意识和内心生活的表达,在处理她们与社会的连接关系方面,还少有小说做出有效探索。《说吧,房间》虽然带着林白一如既往的那种风格和表现倾向,把女性的生活首先限定在女性狭窄的天地里,但她依然通过双重的叙事结构找到女性与社会的冲突关节。从女性的纯粹自我意识,到女性之间姐妹情谊,女性受到社会的挤压,女性的生存感受到女性固有的母爱,以及相当偏激的女性对男性的态度等等,可以看出《说吧,房间》对女性生活进行的彻底改写。女性生存的现实,她们的内心感受和幻想,不再是按照男性的欲望来塑造和评价的,而是女性现实境遇的直接倾诉。尽管林白的叙述带有相当强的主观色彩,她的自传体式的叙述总是融入了相当强烈的个人体验,它们虽然不太注重表现现实的实际过程,但女性主义话语在这里相当有力地给现实重新编目。也许林白多少有些过于固执女性主义立场,她把女性受压迫的直接压力归咎于她们周边的男性,这些男性没有一个值得依赖的。林白在构造女性被挤压的现实时,同时漫画般地抨击了男性社会。阴险、怯懦、唯利是图、功利实用、不敢承担责任等等……林多米不仅在精神上抵制男性,在肉体上也抗拒男性,丈夫的身体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种异己的东西,被厌恶的重量。而南红随意坠入情网,那些短暂的浪漫和快乐与无穷的肉体痛楚相比较,显得微不足道。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指责林白过于夸大男性拙劣,但在男女对立这一意义上,林白试图表现的女性主义意识显得比较单薄。应该看到社会历史背后更强大的权力结构,男性无疑是男权社会的同谋,但男权社会本身对男性也构成压迫。小说当然不可能进入理性的阐述和过多的议论,但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去揭示男权制度化体系的内在症结。从比较直接表面的男女对立,进入更加复杂的历史地形图的表现。当然,这有相当的难度。1997年11月30日于北京望京斋《南方文坛》总62期

——读林白的《说吧,房间》杨新毋庸置疑,在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林白是最具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作家之一。她以独白、梦幻、想象、私语的“个人化”写作方式,充分凸现女性独特的生命感悟和成长的心路历程,表达女性生命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热忱肯定,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大胆反驳,对自由生命及精神家园的恣情歌唱。她的作品《一个人的战争》、《回廊之椅》、《致命的飞翔》、《守望空心岁月》等。用充满诗性和激情的笔调,在丰富、急切、无遮无拦的心灵抒写中,营造了主流历史之外的女性生存空间。把与男权中心社会隔膜疏离的女性现实和心理景观展露在读者眼前。这些小说为了与社会性、政治性或道德性的男性话语模式相区别,更多地强调了女性“身体经验”的表达,接近以埃莱娜·西苏为首的法国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倡导的“女性身体书写”,即“从身体出发,通过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用肉体讲真话”①这种“身体书写”,充分张扬了女性存在的自在价值,在林白等作家的女性写作上,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境界。《说吧,房间》是林白的长篇新作。这部作品仍然保持了林白一贯的反抗现实文化和语言的坚决态度,但又力图超越单纯狭隘的“身体书写”,在私人话语与公共空间、女性本位与社会群体、个人体验与都市欲望的关系之间构建一个全新的女性主义文本,把女性生命体验直接纳入男性主宰的当代生活之中,让她们在男权、金钱、性这三条绳索所构筑的无数规则、栅栏和障碍间挣扎、反叛、绝望乃至毁灭,毫不隐晦地勾画出在急剧推进的现代化、商业化进程中,女性所处的生存困境。女主人公作为一个当代都市“既自尊又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尽管保持了足够的清醒与反叛精神,却无从逃脱女性的社会宿命与陷阱。“在说中沉默,在沉默中说”,林白以强大的语言冲击力,让我们不得不侧耳倾听来自女性灵魂深处的声音。一、男权压迫:难以冲破的黑暗罗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在政治和政治上注意保障妇女的权益,“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唱响。然而在几千年深入骨髓的男权意识和观念的强劲渗透面前,真正的妇女解放和整个社会意识对妇女解放的觉醒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由于没有女权运动作为强大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国业已觉醒的知识女性显得势单力薄,她们发出的自我之声微弱乏力,她们的努力奋斗在男权强大的攻势面前,往往溃不成军。林多米是“一个工作努力、做人谨慎、说话小心”的女记者,本来她与其他三十多岁年龄的女人一样,嫁夫生子已经“定型”。如同水被装进瓶子,“永远不能流动,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然而瓶子破了,她因与丈夫极不和谐的性生活而导致了婚姻的破裂,不久又莫名其妙被报社解聘,为了生存,她离开幼女扣扣只身闯荡深圳,却一无所获。她三次求职,三次失败,在绝望中又听到扣扣病重的消息。在一个男权中心社会里,一个接近中年缺乏背景的女人,她唯一的安全港湾就是婚姻、家庭。离婚意味着自我放逐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漂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下岗、失业又成为威胁女性社会角色的噩梦,丧失家庭而又失去工作的林多米,为了抚养年幼的女儿而顽强地生活,但社会这架冷漠的机器,却不会因为女人生存的艰辛而变得温情脉脉,林多米两次求职,都因为对方单位不要“女编辑”而失败。第三次求职,林多米积极调整心态,以温顺妥协的态度,按照男性的眼光和标准,精心装扮自己,同时寻找世俗的“关系”,通过老校友的关照和女性应有的求职技巧,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成功希望。但这一次求职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成了男性虚荣以及男人之间隐性嫉妒与争斗的牺牲品。与林多米的内向、清醒、反叛的形象相比照,林多米的女友南红则是一个被男权文化同化、被物质时代异化的悲剧女性。她原为美术教师,热爱诸多艺术门类,充满浪漫情怀,在深圳“混”了两三年后对诗歌、绘画等一切与文学艺术沾边的事物统统丧失了热情。“在她几年深圳生活中,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她与他们调情做爱互相利用,看上去她在男性社会中如鱼得水,实际上她却更深地堕入丧失女性自我的陷阱之中,她屡屡被男性欺骗、抛弃,完全失去了摆脱对男性的生存依附和精神独立的可能,成为受男性操纵的木偶,其女性特质受到男权文化的严重扭曲,在一次又一次的沉沦中走向死亡。两个女人有不同的身份个性,不同的生存遭际,不同的生命追求,但共同的性别命运却把她们联结在一起:在男权压迫面前,她们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为了充分揭示这种女性的悲剧宿命,林白还在小说情节发展之外,插入一段对女诗人余君平生存状态的描述:才华横溢的余君平一直未能引起文坛应有的重视,占据应有的地位,“只因年纪大不够好看”。“在这个遍布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连路都没有,文坛更是一个好色的文坛。”孩子的降生使余君平变为“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而她的诗人身份则隐退了,的确,在男性文化构建的价值体系中,一个女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的年轻、美丽、纯洁,这种必备的美好特征是几千年来男性追慕女性的唯一理由,也是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和价值评判标准。这种以年轻貌美为重的女性价值尺度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长存于历史长河之中,已成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女人共同遵从的常规文化、心理。在商品社会里,这种以年龄和色相来衡量女性价值的陈规陋习愈演愈烈,一个不再年轻不再美丽的女人,只能在作为“母亲”的角色认同中寻找到价值的支撑点,她的诗人身份或者其他作为社会人的身份,则被轻描淡写地抛置到世俗的价值取向背后。二、物质时代:都市女性的尴尬处境林白写作的特征之一,便是对当代生活的极度明敏与准确把握。9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潮便是急剧推进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的历史进程。不管你是否愿意,中国人已陷身于物质时代的欲望之海中。物质时代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其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也仍然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作为都市女性,她们既是欲望之海的主体与推进者,同时也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说吧,房间》正是通过艺术化地展示女人真实的历史境遇,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进行了抗议性参与,它以对男权文化声讨的、解构的、颠覆性的女性话语,凸现了女性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窘境况。对尚未失去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身份的林多米来说,“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林多米对性生活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兴趣。女性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她必须参与男权社会的角逐,与男人承担同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男权主义的女性价值观,又要求女人必须成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操持家政,在极其琐碎的家务劳动中担任主角,这种双重角色使女性陷入在夹缝中挣扎的两难境地。“家”曾是历史为女性指定的社会位置。女性原没有参与创造主流历史的权力。她们的智慧与灵性只能在“家”这个舞台上施展,这无疑是女性的悲哀;而另一方面,“家”又使女性理应得到男人的关照和庇护,避免社会上的各种竞争与厮杀,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又是女性的幸运。特别是当历史走到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女性直接面临着生存的困惑时,“家”哪怕再平淡再无聊再琐碎,它又何尝不是女性赖以耕耘收获的最后一片园地呢!然而,置身于商业化都市漩涡中的现代女性,她们的家庭同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任何一种外力都能轻易地击碎婚姻之瓶。为了自尊为了爱为了女性的自主意识而离婚的女性,过去当她们走出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还能用事业成就的理想来标示自己存在的意义,但处在物质时代的离婚女性,却无力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失去公职,把这些女人抛进维持人类最基本需求的艰难处境中:生存、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这生存的困窘艰辛需要女人独自去承当。而令女人颇觉尴尬的是,她们“可以选择的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路,其实没有几条”,“即使把嫁人也看作一条路,也找不到一个既情投意合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同时又没有结婚还要能容纳孩子的男人”。当林多米一次又一次寻找工作被拒绝,当南红身患盆腔炎,孤独地躺在床上,任长发里的虱子恣意纵横时,我们不禁要问:物质时代究竟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女性解放进程是前进了抑或是后退了?《说吧,房间》毫不犹豫地把它的女性人物抛置在深圳这样一片都市热土,让它的主人公面对物质时代对女性的塑造、挤压和扭曲,直接感受来自灵魂和肉体的深切痛苦。在深圳,“拥有女人就像拥有房子和汽车一样,决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一种身份,是成功男人的标志”,“女人越年轻、漂亮,气质越好,档次越高,种类越多,更换越频繁就越是成功”。没有金钱没有大哥大和轿车作为必要道具的男人,在女人眼里“根本就不是男人”,“深圳的大多数女人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开始,总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辆由男人开来的车,去赴一次晚餐”。在商业文化结构中,女性特质受到严重污染并发生可怕的畸变,那种貌似新潮潇洒的生活方式,实质是彻底抽空了女人的主体性,让她们自觉自愿沦为物质化、商业化的对象。女人本身具有交换价值,年轻、美貌、气质、品位都可以标上价码,去换取等值或超值的物质享受和所谓的成就感。男人注重女人的品位、气质就像文物鉴赏家注重收藏品的品相、年代一样。这种角色规范何其腐朽,是经过精心包装和翻新的女性耻辱,散发着千年不散的糜烂气息。拥有金钱和地位的“成功男人”,他们占有享用女人的“性”,魅惑驱使女人的灵魂,看上去是新一轮始乱终弃的封建俗套故事,所不同的是,在物质时代,这种男女之间的追逐或遗弃,增添了某种用金钱装点的时髦浪漫,而摆脱了封建时代儒家精神的道德约束。在这场两性征战中,真正的赢家不是男人,而是金钱。让我们来看看南红的悲剧。这个热爱艺术充满热情的女性,在深圳这个特殊染缸里,很快成为到处举着珠宝推销、贪图享乐、好吃好玩的虚荣女性。她与各种各样的男性周旋,落入打情骂俏的圈套。为取得男人的欢心,她“把自己装扮成一只没有头脑的笨鸟”,无聊又轻佻,以此换取工作的位置和经济的“效益”。在她身上,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不谐调地混杂在一起,令人想起《日出》中那个在肆意挥霍和发泄中逐渐沉沦的陈白露。这是一出乏味的闹剧。千百年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真正地提高,要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她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林白书写着女性的创伤体验,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哀愁,在不期然间,又消解着关于女性在社会“进步”中彻底获救的“叙事”。三、浮华爱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急剧变革的90年代,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都失去了效用,在非人化的大都市,女性除了面对金钱的诱惑和生存的困境,还要经受两性之战带来的无言创痛和辛酸。林多米在婚前曾与一名男子有过一夜“大火一样燃烧”的激情,事后男子迫于某种特殊原因飞往国外,从此音讯全无。林多米独自承担偷吃禁果遭受的惩罚,不仅打掉了腹中暗结的珠胎,也打掉了她对爱情、婚姻的全部希望。与闵文起的结合,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可以通过婚姻这个跳板改变环境。林多米渴望一种水乳交融、灵与肉都得到升华的性生活,这一幻想却被丈夫形同兽类的粗鄙性欲击得粉碎,离婚后的林多米对一位独身男人许森产生了隐秘的性渴望,却囿于传统的道德规范不敢放纵自己,当她求职遭受打击带着自虐的狂想寻找许森时,却被冰冷的墙挡在屋外。林多米的情欲追求又一次失落了。当女人最需要爱和帮助的时候,所爱的男人总是缺席。林多米只能在对孩子的爱里寻找最后的慰藉。当孩子病重的消息传来,林多米再次遭到重击。那个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女人上吊的意象,是否预示着林多米无法承受的结局呢?就南红而言,她“不能停止对男人的爱”,这里也许有几种含义:对男人从物质到精神的依附;对现代爱情的幻觉;对男性与生俱来的隐秘欲望。正是由于这种不能停止的“爱”,老歪用早茶、晚饭以及适当的“效益”的铺垫就赢得了她的身心;老C,一个懦弱而猥琐的有妇之夫,居然异想天开想让她为他生个儿子。南红从一个男人漂泊到另一个男人,遭受一次又一次被欺骗、被叛卖的命运。男人总是不辞而别,他们带走的是一次艳遇、一次可资炫耀的生命之旅、一点良心的刺激不安或忏悔。而逼近女人的则是那些“隐形的针”,那种刻骨铭心的惨痛体验:未婚先孕、流产、背叛和哭泣。女人“爱”的代价是巨大的道德压力、心理折磨和血的付出。因宫外孕大出血而死去的南红,让我们看清了当代浮华爱情的残忍本质,它对女性的掠夺与戕害。也许,在物质时代,对爱情的奢求本身就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那种至死不渝让灵魂和肉体都沉醉其中的传奇式爱情,原是女性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时代,以最高频率声嘶力竭叫嚷着爱情,爱情却早已廉价贱卖等同于性。性在这个时代无所不在,成为男性进入世俗享乐生活的最后仪式。而对女性来说,“爱已无法到达灵魂,此岸和彼岸已经中断”,“爱就是不爱,灵就是肉”①。这种对爱情的失望与无奈,再次表明了女性在两性对抗中所处的被动、落寞的尴尬境遇,失去爱情的女人,那种凄凄惶惶无家可归的漂泊感,那种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所呈现的无助心态,也许正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景观吧?不难看出,在《说吧,房间》里,林白自觉地“冲出沉默的罗网”②。对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进行了一次直面与开掘。在她的笔下,处处流动着女性主义批评所倡导的“愤怒的欲望”,这种“愤怒的欲望”无所不在,不但表现在浓墨重彩抒写女性的困苦和焦虑上,而且也同样表露在女性作家已不再将其女性人物获救的希望寄托于男人或“进步”。从而使其文本从自身的视角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之中,而不必依靠额外的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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