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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探究

文章作者:国民彩票文学 上传时间:201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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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尘埃一样,被时代铲离乡土,倾倒在他方灰蒙蒙的大地上,暴露在阳光下,漫无目的地飘散。一代, 两代, 三代……光线将我们解离,稀释。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无数不安的梦魂,连歇息的枝桠也找不到了。

潮州湘子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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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谈论“故乡”,这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心境。什么是故乡,简单说就是自己出生或长期生活的地方。《史记·高祖本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李白《静夜思》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故乡又叫家乡、老家、故里、桑梓等。可别一听“乡”字,就以为是山村、边地或县以下行政单位;这里的“乡”,也可泛指自己生长的地方或者祖籍。比如,你出生在北京或上海,那就是你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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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时代,籍贯很重要;现代社会不一样,人口流动很厉害,原籍哪里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以前填各种表格,都有籍贯这一栏,现在你拿护照看,改为出生地了。可这也不保险,很多人出生不久就离开,故乡的记忆照样很模糊。你低头思的是哪一个故乡,很难精确定义。

一. 远音

1924年,周作人写《故乡的野菜》,其中有这么一段:“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这个态度我很喜欢———你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地方,无论乡村、小城或都市,都是你的故乡。

傍晚的时候,我陪朋友到嘈杂的小吃一条街买潮汕砂锅粥。那对推着小车的夫妇都是潮汕人。朋友直称赞他们的粥味道鲜甜,并不忘介绍,我也是潮汕人。老乡的笑容风尘仆仆中带一丝熟悉的味道,他用潮语问,阿妹系地各人?我害羞地用乡音回答,老家在揭东。我们闲扯了几句,他们才了解我在广州出生长大。乡人感慨,阿妹潮汕话答得好白,听吾出系外头大,好多外头大的侬答普通话吾答家乡话咯。(你家乡话说的挺好,多少外头大的孩子说普通话不说潮汕话。)

你我的故乡,很可能不只一个。因为,最近四十年中国城市化进展神速,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1949年是10 .64%,1979年为19 .99%,去年(2018)已经是59 .58%了。也就是说,当下中国,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各大、中、小城市。很多人都跟你我一样,儿时在农村或小镇,每天与青山绿水为伴;念大学后,洗净了泥腿子,变成了城里人。今日繁华都会里很多衣冠楚楚的“成功人士”,往上推一辈或二十年,都是“乡下人”。这些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城里人”,整个生命被裁成两截,一截在城,一截留乡。因此,今人的怀乡,大致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生活在都市而怀念乡村,二是人到中老年而怀念儿时,三是在互联网时代而怀念农业文明或工业文明。

我暗自得意。内心却阵阵酸楚。我是异乡的一个普通人。而乡音,早已是远音。

在网络文化越来越发达、虚拟产品越来越多的时代,谈论“在地”且有“实感”的故乡,不纯粹是怀旧,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谈故乡,不妨就从自家脚下,一直说到那遥远的四面八方。今天就谈四个“乡”———乡音、乡土、乡愁、乡情。

“你是哪里人?你是潮汕人?”记事以来,这些都是我羞于回答的问题。过去我总是搪塞,答非所问,“我家乡不在广州。”

学语言或文学的,喜欢抠字眼,“乡”通“向”,四乡应该就是四方。《国语·越语下》:“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或者《庄子·说剑》:“中和民意,以安四乡。”这么说,四乡就是指四方。可我从小就说“四乡六里”,或者“四乡邻里”,那里的“四乡”,方向之外,似乎还包含距离。长大后游走四方,方才知道这是潮汕话,别的地方并不这么说。所谓“四乡六里”,我的理解是看得见、走得到、摸得着、不太遥远的四面八方———包含地理、历史与人文。

——我不是广州人?可我的户口在广州。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一 关于“乡音”

——我家乡不在广州?可我的家乡话说的结结巴巴,足以曝光我的真实身份。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唐人贺知章的诗句众口相传。此君浙江人,唐武后证圣元年(695年)中进士、状元,而后长居长安,晚年回到故乡,写下《回乡偶书二首》。在朝当官,必须说唐代的国语(雅言),这跟自小熟悉的吴越方言有很大差别。几十年后回去,还能“乡音未改”吗?我很怀疑。在外谋生者,游走四方时,必须跟使用国语或各地方言的人打交道,不知不觉中,乡音就改了。前些年我在港中大教书,某次参加香港潮州商会雅集,恰好汕头电视台来录节目,希望大家都为家乡说几句。在场的人要不粤语,要不普通话,只有我自告奋勇,用自认为标准的潮州话侃侃而谈。可很快地,我就意识到自己语言笨拙乏味,都是简单的判断句,像初中生一样。事后反省,口音没变,语法没问题,但我离开家乡四十年,这四十年中涌现的大量新词及新的表达方式,我都必须在脑海里翻译一遍,才能磕磕巴巴说出来。这不太流畅的“乡音”,还能说“未改”吗?当然,贺知章生活的时代,语言变化没有今天这么大,但长期在外生活的,说话不可能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乡音”其实很难保持纯粹。

事实上,我来到世界上听到的第一种语言是普通话,第二种便是潮汕话,后者比前者接收时间更长。长大以后,接触的人越多,听见乡音就越兴奋,也许是童年形成的大脑自然反应作用。但对方一问“你是哪里的啊”,我便立即失语。

这种尴尬局面,是方言区长大的人所必须面对的。我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中,专门讨论为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课堂一定要发放讲义,主要原因是教授们方音很重,北方学生听不懂。所谓“某籍某系”,特指浙江籍学者在北大中文系占绝对主导地位,他们都很有学问,但讲课不无问题———有讲义那就好多了。

这是如此奇怪的现象,开口说家乡方言对我们这群异乡的孩子来说,似乎十分困难。小时候,家里人决定“让孩子浸泡在国语中,方便将来学习写作和外语”。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奇怪的是,我长大后死活不肯开口说家乡潮语和广州话。家人总是拿我小时候说过的一句话嘲笑我——“我是普通人,我说普通话。”而当我长大后明白事理,想要练习潮语时,却发现身边的“潮人”们已习惯使用流利的普通话,或是忙不迭地寻我一起练习英语口语。

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大教书,沟通没有问题,但南方口音依旧是个遗憾。可我没有自卑感,甚至半开玩笑说,北方朋友太可惜了,他们缺少方言与国语之间的巨大张力,语言敏感度不够。

说到底,这些原乡来的朋友,开始渐渐沦为与我一样的异乡的普通人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里的领袖人物,为何选择讲方言而不是普通话?中央文史研究馆开会,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知情人回答:当时电影主管部门曾召集各地影院负责人征求意见,问银幕上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底该怎么讲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认为,毛泽东应该讲湖南话、邓小平应该讲四川话,因为此前的电视新闻或纪录片已做了大量铺垫,大家对他们的声音有记忆,让他们在银幕上改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不好接受。当然,考虑到接受度,讲的都是改良过的方言或方言腔的普通话。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大学老师上讲台,不用测试普通话,学生能听得懂就行。

二.远人

最近这些年,常有年轻的潮籍朋友来访,若不特别说明,单从口音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家乡普通话推广得很好,但因经济、文化等因素,方言使用减少,可能是个大趋势。幼教提前,影视发达,与此相应的是童谣少了,乡音稀了。

我遇见过许多同乡的异乡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曾为我家小区守过门的保安。

以广东为例,广府、潮汕与客家三大方言区,其实兼及文化、经济与政治。若编地方文化读本,我不看好笼而统之的“岭南”,而主张按方言区来编。《潮汕文化读本》(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出来后,这个思路基本上被认可了。

由于是附属于母校的教职工公寓区,这块地方小的可怜,从前更是连守门的人也请不来,偷窃事件也是时有的。后来小区和母校共享保安队,一个学期便换一两个守门人。

《潮汕文化读本》各册前面的“致同学们”,原来有一段话:

两年前轮上他当守门人。身材不高,穿着干净的制服。很是瘦弱,有些许驼背。站远了看,就是单薄的一片剪影,我时常怀疑他是否营养不良。他咧嘴笑的时候,看得见里面泛黄的牙齿。他每天看小区的人进进出出,自然就和大家熟络了。偶尔看见我从超市回来提着的大袋子,就会笑言两句,后来再见面自然都会点头招呼。他的口音有种熟悉的味道。后来知道是普宁人。和大多数家乡的男孩子一样,早早便放弃读书,出来打工。

举个小小的例证,与“乡音改鬓毛衰”的上一辈乃至上几辈人相反,而今走出家乡的大学生,普遍乡音不明显。一方面是学校推广普通话,已经取得绝大成绩;另一方面,为了日后闯荡世界,方言区的孩子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远离方言。以致到了今天,谈及如何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必须从方言、童谣及地方戏曲入手。这一点,是以前从未想过的。

有时他看我大冬天的清晨起来跑步,时常会跑到对面的小山公园,便和我母亲说起来,结果自然是回家被老妈训斥“大清早的一个女孩子多危险”。后来只能在学校里面晨跑。

推广普通话与关心方言,二者如车之双轮,最好能并驾齐驱,因其背后的思路是国际化与地方性、国家与乡土、经济与文化。

到了夏天,他见到我时常招呼,笑着说要给我一些芒果。我哈哈一笑,当他说着玩。没想到过某日下午,竟然叫住我,给了我一大袋青芒。说是芒果熟了,掉下来砸在地上,没摔全烂,味道很好,有些是打下来的芒果,放多两天就不酸了。抬眼望去,下过雨后的地面上,果然是被烂熟的芒果汁肉涂花了脸,那些掉下来的芒果就在我手中的袋子里。心里很是惊喜,谢过回家以后切开一个来吃,发现味道其实酸味多一些。

最近为“潮州民间文学丛书”撰写总序,杨睿聪的《潮州俗谜》《潮州的习俗》和沈敏的《潮安年节习俗谈》阅读起来没问题,丘玉麟的《潮州歌谣》已经有些陌生了,到了方言小说《长光里》(张美淦、钟勃),更是不得不借助注释。才不到百年时间,方言已经出现如此变异,下一代能否读懂并接纳方言作品,是个问头。而没有文学滋养及学问熏陶的方言,会变得粗糙,且苍白无力。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方言学家,一般读书人也都有责任关注方言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某日去图书馆,路上停下和他聊天,他麻烦我帮他找一本傅斯年写的书。我有些惊讶,他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化感兴趣。他说自己想辞职,到民办学校里教书,希望我母亲可以帮忙。于是回家后我便和母亲说了此事。下回见到他,母亲便和他聊起这件事情。事后我问母亲什么看法。她只说比较困难,至少要先考取教师资格证,不然不太有希望,自己也帮不上忙。

二 关于“乡土”

后来,高二的夏天过去了,我开始为高三忙碌奔波,也没有留意他是何时离开岗位。

二十多年前,在京都大学访学,有一天某日本教授问我,假如你是明清时代的读书人,从潮州到京城赴考,要走多少天,是水路还是陆路,路上怎么住宿,会不会被黑店老板做成人肉包子,还有,万一有机会参加殿试,你们潮州人能与皇帝沟通吗?说实话,当时被问住了,因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

直到高考结束,一年过去,又是芒果砸地的季节。某日我与母亲在菜市场附近走动,经偶遇他,只是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是谁——眼前这个人邋遢,骨瘦如柴,胡茬一个多月没修理的光景,脚踩一对人字拖,露出的十个脚趾骨瘦嶙峋,饥渴而窒息地抬头张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问起现状,说是在联系老家的中医,打算自己卖民间秘方。没有多聊,匆匆告别,我和母亲都惊讶于他的窘迫。

多年后,读翁辉东等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1909),第五课“位置二”:“居广东省城东北,相距一千六十里;北京之南,相距七千二百里。”这里说的不是空间的直线距离,也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铁路或公路,而是根据当年的驿站路程统计的。假如你是潮州府的读书人,一路过关斩将,有机会到京城参加会试及殿试,那你该怎么走?查《明会典》及明嘉庆四年休宁黄汴撰《一统路程图记》,大概是这么走的,从凤城水马驿(潮州)、经过产溪水驿(丰顺)、灵山马驿(潮阳)、程江驿(梅县)、榄潭水驿(梅县)、北山马驿(惠来)、武宁马驿(惠来)、大陂马驿(惠来),继续往西走,来到广州,再折往北,经过清远县、英德县、曲江县、大庾县等,出了广东,再往北一直走,走走走,来到了今天河北的涿州,60里就是良乡县,30里到达卢沟河,再走40里,终于进了顺城门。记得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应注重乡土教育,其中地理课程的教学宗旨是“养成其爱乡土之心”,具体内容包括“方向子午、步数多少、道里远近,次及于附近之先贤祠墓、近处山水”等,再加上“舟车之交通”,逐渐由近及远。现在交通发达了,近处搭高铁,远处乘飞机,沿途的风光及险阻均被忽略,家乡的位置也就变得十分模糊。

后来,再见到便是在大街上,他的面前铺着一张经脉络图,几个药罐子压着,我没有留心看卖的是什么。他临街而坐,张望着来往的稀疏的人流。

我之所以关注乡土教育,有学理思考,有历史探究,也有现实刺激。

我远远看见他,取了一条路绕过他。转过街角回头张望,他还是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终究是没有勇气上前问候。他的颓败与那年的安然,相去甚远。

去年在韩山师院潮州师范分院讲《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我提及现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潘光旦的《说乡土教育》(1946)。这篇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章,感叹“近代教育下的青年,对于纵横多少万里的地理,和对于上下多少万年的历史,不难取得一知半解”,可唯独对于自己的家乡知之甚少。你问“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最初是怎样开拓的,后来有些什么重要的变迁,出过什么重要的人才,对一省一国有过什么文化上的贡献,本乡的地形地质如何,山川的脉络如何,有何名胜古迹,有何特别的自然和人工的产物”,他很可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

他就那样消失在了时代的边缘。

不瞒大家,我在北大接待家乡来的优秀学生,经常碰到这种尴尬的局面,很想跟他们聊聊家乡的事,可聊不下去。谈移民路线、方言形成或韩愈治潮的虚实,那属于历史,不懂可以原谅;说1991年潮汕三市分立的故事,以及当下各市的发展情况,他们也都没有我知道得多,而我已经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换句话说,今天的孩子们,从小心无旁骛,一心只读圣贤书,好不容易考上了北大、清华,更是胸怀全世界,不把小小的家乡放在眼里。高考压力山大,教材日趋一统,城市迅速扩张,科技日新月异,对于年青一代来说,故乡变得可有可无。

三.远乡

从晚清的提倡乡土教育,到我们编写《潮汕文化读本》,都是关注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文学艺术、物产及人情等。只不过时代不同,今天的读本可以编得更精致,也更实用。从家庭、邻里、地区,说到社会、国家、世界,如此由近及远的目的,是希望保留学习认知过程中的温度与情感。在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时代,多元文化的保存以及个人的独特体验,其实很重要。但就像我在《潮汕文化读本》的“致同学们”中所提醒的:“有关乡土的缤纷知识,并非自然习得,同样需要学习与提醒、关怀与记忆。”

“隔一程山水,你是我无法回返的原乡。”关于家乡的种种,羞愧之后,更多的是一种惆怅。或许我甚至不能称之为“家乡”。家乡,是一片注视你长大的天地,山水,是一群熟知你的喜怒哀乐的人。

刚才提及杨睿聪1930年印行的《潮州的习俗》,那书虽在潮州制作,封面设计挺好看,还请了钱玄同题写书名,书中更以补白形式,引入周作人、江绍原、何思敬以及《国立中大民俗周刊》的言论。其中启明《水里的东西》称:“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这段文字,乃周作人1930年5月所写的“草木虫鱼之五”,收入《看云集》。主旨是谈论“凡俗的人世”,从自己家乡的“河水鬼”以及日本的“河童”说起,辨析传说与信仰背后的历史与人情。“我愿意让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其实,谚语、童谣、节庆、习俗、信仰、禁忌等,都包含深刻的民心与哲理,关键是能否读懂它们。借用周作人为另一个潮汕人林培庐编《潮州七贤故事集》所写的序言(1933):“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件”,切忌将其文艺化,也不要忙着褒贬。第一是实录,第二是阐释,第三才是传承。可以剔除过于荒诞不经的部分,但建议放长视线,不要太急功近利。所谓“旅游开发”,并非传播乡土文化的最佳路径,因其容易走向过分商业化。

我和那遥远的乡土有过什么呢。除了数年前一两趟回程,再也没有相关的记忆。即使努力回想,我对于回去的所见所闻,也是模糊难辨了。我尚且称之为“原乡”罢。原乡是一片故土,一片孕育了我的世世辈辈祖先的山水大地,人文古镇。

三 关于“乡愁”

有人说,故乡是一个让你疼痛的地方,因为每走远一步,便是将自己连根拔起一寸,痛楚便深刻一分。从未感觉自己和广州城血脐相连。这种疏离源自何处,无从解释。可是,我又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吗?问自己这个问题,内心是泛酸的茫然。早该知道这个答案的——我是没有根的。曾经追问过家人,爷爷的爸爸在哪里,爷爷的爸爸的爸爸在哪里,外公的爸爸呢,外公的祖父呢……?

朋友们见面,聊各自的故乡,有眉飞色舞的,但更多的是忧心忡忡———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去年起,我带着老学生们续编“漫说文化”丛书(共十二册),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专题的散文随笔,其中《城乡变奏》这一册,含“城市记忆”“城市之美”“我的家乡”“故乡疼痛”四辑,很明显,前两辑文章好,可选的也很多;谈故乡这一辑最弱,选了刘亮程、梁鸿、南帆、梁衡等八篇,还是不太满意,感觉没超过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立场与趣味。

年代久远的答案,早已被风化了。就连爷爷的父亲也是半世羁旅,客死他乡。当年意气风发,下海远洋,从此远离故土,随风飘荡。将自己连根拔起的那刻,必定有过泪流成河的不舍和乡愁。在人世间最后一口呼吸中,他有没有忆起乡土的气息?

今天众多乡愁文章的模型,乃鲁迅1921年所撰小说《故乡》。“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不仅仅是故乡颓败的感慨,鲁迅更反省“我”和闰土关系微妙而又不可逆的变化,追怀“海边碧绿的沙地”以及“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思考着地上的路是如何形成的。这当然是故乡书写的经典,但不该是全部。

然而,那一丝一缕的气息,对于原乡里茁壮成长的成群子孙,也早已消逝如烟。年轻的潮人大批地离乡,投入灯红酒绿的北上广深,不再回来。

鲁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学·小说二集》的“导言”中,谈及“乡土文学”的特征:“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从此四海一方。抽离的那一刻,便是离了故根的浮萍,便是无主的蒲公英,子子辈辈,开始飘荡,开始随波逐流。

侨寓他乡,怀念故土,在书写乡愁的同时,隐含着“炫耀他的眼界”。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体可以不同,谈“故乡”的心情与趣味相通。可此类话题谈多谈久了,容易滑向矫情。等而下之的,用怜悯的眼光及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故乡贫瘠的土地以及不甚富裕的民众,欣赏自己的同情心。

从此一晃几十载春秋。乡音是穿越茫茫人海,穿越各种陌生的体味和香水味,穿越沉闷回荡的地铁声,穿越灰尘滚滚,吊臂高悬的建筑工地,穿越刺破耳膜的钻地机机械声,把你我她他——血脉遥连的同乡人,相互牵动的,最后的解语花。

鲁迅没提到的是,假如这个“乡土”不是偏远的贵州、榆关或山阴,而是上海、广州或北京,该如何书写,以及能否纳入“乡土文学”的论述范围。这就说到文章开头提及的“故乡”不仅是边地或乡村,还可以是都市或像潮州这样的小城。

从此,十五豆蔻出花园,中秋拜月娘,冬至煮汤圆,正月初七七样菜,打春祭妈生,营大老爷,这都失去了色彩,慢慢地褪色了,遗落了。一家人围在一起过节,早已没有曾经的曾经家家户户的热闹,窗外是灯火辉煌的都市不眠夜,各种电汽之音替代了早已绝迹的锣鼓声。乡人们在五百里之外继续沿袭的欢快与热闹,异乡人在另一个“家乡”自娱自乐,麻木欢愉。新的都市,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慢慢稀释血液原有的浓度,我们最终变得“什么也不是”。

十几年前指导一位韩国留学生撰写博士论文,她一反国人基于京海对立的预设而将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描写成“乡村气十足的城市”,借用好些当年韩国游客的文章,说明在那时的韩国人看来,北京已经很都市、很繁华了。请记得,城市的大小与繁华程度,只是相对而言。我儿时生活在汕头农校,那是在洋铁岭下,在少年的我看来,潮州就是了不起的城市了。只要是远走他乡,即便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也都会有乡愁。

老父老母三两年回家一趟,那些记忆,那些时过境迁,那些唏嘘,也与异乡人没有瓜葛。乡愁至此不过是自作多情的依托,户口所在地的繁华似锦亦不是灵魂的栖所。下一代的孙辈,更是无从得知来时的路。就连父辈回乡探亲,怕要内心隐隐作痛。故乡不是故乡,旧路,旧楼,旧房,旧人,早已被时代的洪流洗刷的干干净净。或许,连坟头也在一片日新月异中面目全非。慢慢地,人走了,老了,死了,被遗忘了。在这里,还剩下什么。认同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自豪感,如何不掺杂些许怀旧忧伤?抬头看看年轻一代,乡里乡外人,都注定是忙人。谁有时间思念家乡,追寻故土。

不仅远走高飞的,几十年不离本乡本土的人,同样有自己的乡愁。比如感叹时光流逝,今非昔比。今天中国的城市或乡村,对照四十年或一百年前的模样,当然是面目全非了。怎么看待这种巨大的变化,可不能一味感怀“过去的好时光”。

异乡人回到大城市,发现哪里都一样。一台无线WIFI,一根网线,一台手机或平板,世界联通。商品房是一板一眼的一式一样。房价还在翻倍增长。人们照旧逃回北上广,挤破头要入户北京广州。大学的竞争下移到幼儿园。地段与学校是孩子出生后永恒的谈资。父母们不甘落后地把孩子送到市一宫、二宫、三宫,唱歌、跳舞、主持、钢琴、小提琴、奥数、英语……渐渐地孩子长大了,父母还要忙着告诉孩子:“找对象不要找农村户口!““北京(广州/上海)户口多难整,别人都急着挤进来,你们这些孩子倒想出去!” 可笑的是,当城市里的父辈们一脸严肃地如是告诫子女们时,他们的同辈的亲友们超过一半还住在老家的乡下。

这就说到乡愁的可爱与可疑。比如饮食,很多人感叹现在的食品不如以前好吃。尤其是游子归乡,都说这不是以前的味道。其实,儿时的记忆并不可靠,时间会过滤掉很多尴尬与不快,一次次追忆,强化了你我对故乡食物的美好印象。如果真的是“古早味道”,你还不一定喜欢呢。再说,有什么理由要求故乡几十年不变?我们的口味及食品,其实都在变化,既要适应个体的味蕾,更得适应时代的风气。如何兼及想象中的故乡风味与现代人的感官享受,还有今天的都市怎么改,小城如何建,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这都是需要认真探索的。

原乡人也闲不住,翻新老城区,装模作样仿造古建筑,大力推普。故乡的80后、90后开始用普通话上课,听各种外文歌,看韩剧,跳机械舞。

今天的中国,诗意与问题兼有。谈故乡,不能太文艺腔,还得有历史感与现实关怀。否则,会显得很矫情。“乡愁”,这本是个很好的词,挺优美的,可近些年似乎被用滥了。记得《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在一次演讲答问时脱口而出:“……不是说不爱‘故乡’‘乡愁’这些词了,而是因为它叙说太多太多了,我们反而把它忘掉了。如果今天一定要谈‘故乡’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说,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腾讯文化,2015年3月17日)确实,就像梁鸿提醒的,今天谈故乡,聊乡土,说乡愁,切忌把它抒情化、田园化、牧歌化。

故乡,是户口本上的籍贯。故乡,是隔代又隔代逐渐消退的余痛,是陌地,是荒土,是破败的代名词。故乡,是夹在集邮册里的旧邮票,失真而空洞,无效乡愁上寄往未知他方的符号。

四 关于“乡情”

时代挟持着我们朝前飞奔,两岸的景色连成一片模糊的彩块,我们无从呼救,张口吸进的便是现代化的灰尘。渐渐地也就麻木,回想一下,一路疾驰,但记得了什么,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一代人的悲凉,造就了下一代的悲凉,然后是再下一代。孩子们要从电视、电脑和卡片中认识什么是家乡,什么是蚯蚓,什么是水稻。

为何桑梓情深,因为那是我的家乡,谈论它、了解它、传播它,与其说是为了家乡,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很多人客居异乡,猛然涌上心头的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该到为家乡做点事的时候了。读书人除了知书达理,还讲剑及履及。坐而言,起而行,若你真想改造社会,不妨就从自己熟悉的故乡做起。

好像尘埃一样,被时代铲离乡土,倾倒在他方灰蒙蒙的大地上,暴露在阳光下,漫无目的地飘散。一代, 两代, 三代……光线将我们解离,稀释。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无数不安的梦魂,连歇息的枝桠也找不到了。

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三十五年,照周作人的说法,北京也是我的故乡。2001年起,我好几回在北大讲授“北京研究”专题课,主持相关国际研讨会,出版《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有感于很多人在北京生活多年,对这座八百年古都及国际性大都市毫无了解,也不感兴趣,前些年我撰写了《宣南一日游》(2012):“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

故作潇洒地说:心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连自己都要哑然失笑,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用华丽的诗句为一个人的单相思自圆其说。故乡,早已是面目全非的家乡,回不去的原乡,无法抵达的远乡。故乡是独一无二的气场。

了解自己的故乡或脚下的土地,这不仅是知识积累,更是情景交融。学问讲求切己,如今的人文学者,很多人悬在半空中,表面上知识渊博,可那是电脑检索得来的。读书人的“接地气”,常被解读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关注底层”,我的理解更为平实,那就是贴近时代,关注日常,接近民众生活,获得真实感受。

不知不觉,黎明迫近。向梦土道声早安,句子硬生生僵在空气里。 ——早安,原乡?还是,早安,远乡?

比起北京来,潮州更是我的故乡,若有可能,当然愿意为其添砖加瓦。虽然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纲要》,提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的概念,乡土教育于是有了某种生存空间。但因没有硬性规定,远离高考成绩,在实际教学中,往往被忽视。有机会和朋友们合作编写《潮汕文化读本》,对我来说,无关业绩,更多的是还愿。这个过程很开心,至今想来,仍是美好的记忆。

有理想有才学的人,常常幻想一出手就惊天动地,否则,宁愿袖手旁观———这种心态很不好。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得意与失意,不能坐等条件成熟。一眨眼,半辈子就过去了。凡过分追求完美的,结果很可能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胡适1929年12月为新月书店的一本新著撰写序言,引了佛经故事里的“鹦鹉救火”:鹦鹉不问自家能力大小以及成功与否,只因“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这则故事的结尾很光明,“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感天动地极少见。做好事而不求回报,只是为了尽心尽力,这才是真正的乡情。

故乡确实不尽如人意,可这怨谁呢?你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对于远走高飞且在异乡取得很大业绩的你,在表达爱心与倾注乡情时,请尊重那些在当地的奋斗者。说实话,家乡的变化,最终还是得靠坚守在本乡本土的朋友们。远在异乡的你我,即便能助一臂之力,也不能代替他们的思考与努力。错把故乡当他乡,还没下马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以为可以复制你成功的异乡经验,那是不对的。误认的结果必定是乱动,最后很可能双方都不开心。理智的做法是,退后一步,明白自己的位置与局限,除了坚 持《深 情 凝 视“这 一 方 水土”》(《同舟共进》2006年4期),再就是因应故乡朋友的呼唤,小叩大鸣,在某个特定领域,略尽绵薄之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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